父亲王德泽小时候就参加抗日儿童团当上了队长，跟着村里秘密共产党员、教书先生李学良（又名李善庭）、刘干庭读书，从小接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先进理念和抗日救国的思想，帮助老师做一些放哨、送信的工作，后来参加了当地抗日武装，不到十六岁就到冀鲁豫军区参加了八路军，十七岁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他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坚强工作，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随着全国的解放，艰苦的战争岁月终于熬到了头。1950年，父亲转业到曾经生他养他并战斗工作多年的家乡峰山区黄崖乡任乡长，后任胡林坡乡乡长、孝里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民政助理员等职，一直到离休。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带头，奉公敬业，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整个孝里地区赢得较好的口碑。

      一是带头将全部财产入社，为群众做榜样。在加入高级社时，我爷爷想把刚买的一头驴转给别人做买卖，不想入社作股。父亲知道后，耐心地劝导我爷爷说：“我是乡长，是全乡的带头人，理应按照规定将全部财产入社，如果咱要留下丝毫东西，让别人怎么看怎么评价？咱入社就要真心加入，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让别人戳咱的脊梁骨啊。”在父亲劝说下，我爷爷和全家人思想想通了，心甘情愿地将所有财产交公，入了社，在全乡带了个好头，成为全区互助合作运动的佳话。

      二是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干好任内工作。我父亲干民政助理员时，孝里公社有7个管理区，辖57 个大队（行政村）。因位于革命老区，烈军属很多，达到1000余户。按照上级要求，全公社烈军属、失踪军人和各类困难户必须重新进行统计核实，建档立卡。那时，去各村道路崎岖，条件艰苦，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全靠步行。我父亲横下一条心，靠着双脚走遍了全社57 个大队，白天干不完，晚上继续干，天天熬夜是很正常的。一天晚上，父亲在北凤凰村工作到10点多，完成了统计任务，就背着背包准备回家。父亲从当兵到工作，一直有走夜路的习惯，所以对夜走北凤凰到黄崖村的八里路不在话下。出村不远，便是石庙子口，当他走近时，发现两只饿狼蹲在路边，眼里泛着令人心惊的绿光，同时，在南边山上又跑来两只嚎叫着的狼。父亲顺手拿起两块石头扔了出去，没想到饿狼不但没走，反而又向前跑了起来。父亲一看事情不妙，又抓起石头向北凤凰村狂奔起来。到村里叫起两个村干部，他们带上木棍送父亲，到家已是深夜。我父亲照常推开我爷爷的房门，给他老人家报平安，这已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上班临走前给爷爷说一声，下班回来无论早晚给老人家报个平安，以免老人家担心，这也是我父亲的孝道所致。

      三是长期带病工作，感动干部群众。父亲因在部队患风湿性心脏病回乡，身体一直比较虚弱，但他不顾自己的病情，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从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任公社民政助理员期间，黄河年年发大水，防汛任务繁重，必须组织人员在黄河大堤巡逻严守，防止事故发生。1968年冬天，黄河发激陵水。父亲仍像往年那样，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巡逻值守在大堤上。由于几天的劳累紧张，他的心脏病复发了，晕倒在大堤上。而从黄河大堤到公路，激陵水汪洋一片，根本无法去医院救治。情况危急，多亏同行的卫生院朱院长现场及时抢救治疗，把我父亲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他睁开眼问的头一句话：“大堤怎么样，没事吧？”在场的干部群众都为他这种精神感动地流下了泪。

      四是视烈军属胜过自己的亲人。父亲身为民政助理员，深知为烈军属服好务是代表党和政府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是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一环。因此，他时时处处视烈军属胜过自己的亲人，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他常说：“烈士们为国捐躯，他们的亲属理应得到政府的照顾，感受到党的温暖，我不能因工作不到家，而寒了烈军属的心。”北凤凰村的尹大娘的丈夫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炸碉堡，为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尹大娘无儿无女独身一人，每逢孝里集必去赶集散心。我父亲听说后，就到集市上找到尹大娘，叫她到公社办公室，用自己的工资为她买了可口的饭菜让她吃，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她，并嘱咐她赶集就来公社找他，如果他不在，就到食堂吃饭记上他的名字。因那时还没有为招待烈军属报销的规定，这一切都是我父亲自掏腰包。后来，食堂管理员看不下去了，向公社领导多次反映，才有了为招待烈军属可以适当报销的规定。同时，我父亲还经常到烈军属家里走访，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并及时解决，解除了他们在国防前线亲人的后顾之忧，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由于父亲工作到位，成绩突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2年荣获山东省双拥模范称号。

作者：王文祯